如果运用不当或不加考虑地将其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对待，那么这种权利非但无法促进竞争，反而还可能会促发短期探底竞争与不正当竞争。

即：这些在超国家层面运行的规范，到底是宪法，还只是普通的法律？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的宪法化，或仅仅只是社会系统的法律化？或者说，这些社会过程只是跨国体制治理逻辑的呈现？换言之，如果寻找不到与内部决策过程相对应的公共维度，如果跨国体制的规范化仅仅具有技术性法律规则的涵义，缺乏政治规范维度的升华，就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宪法化。易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宪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耗尽，它只是由于过去错误的宪法理解所导致。

在现代宪法中，无论是采取个体或者人民的宪法范式，制宪权概念都与具体的个人或者共同体进行了牢固的捆绑。综上而言，宪法代码的基础性，带来不同社会系统与法律系统相互再进入的可能，从而在全社会创造出多重的想象空间和转译机制{1}（P.128-132）。与此同时，宪法化也是法律化的过程，易言之，宪法过程不是单一的社会化过程，法律维度始终参与其中：宪法出现在双重反思性现象—自我构成的社会系统的反思性，以及支持其自我奠基的法律的反思性—发生之时。公共性原则作为宪法权利的核心，促其形成了内在演化的动力。[2]传统宪法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一种整体主义的宪法方法论，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由不同国家以及国家-社会二元划分的空间。

但是，系统论宪法学意识到，国际组织不能直接等同于超国家社会系统。注释: [1]本文评论的系统论宪法学，受到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深刻影响，代表性学者包括托依布纳、桑希尔、莱斯卡诺（Andreas Fischer-Lescano）等。此中的自然，是给努力留有空间的自然，也是关乎机遇的自然。

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他们就有可能像手机换代一样，对自己的孩子设备升级。[22]因为，所谓个人的道德责任，是指经由个人自主选择的行动，它所导致各种道德结果——无论是好还是坏，这都将是应由选择者自己来承担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反对意见是，获得改进者A的出生等同于未获得改进者B的死亡，所以这应该被反对。所以，这就只能转向更强的理解方式，即在治疗和改进之区别的背后，蕴含着更进一步的道德理由，而这些理由支持或反对了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主张。

[17]这些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改进拥有超过治疗的道德重要性，而是说并不能因此就推断治疗比改进更重要，所以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就是合适的主张。[8]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9]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3-234(2015). [10]以此为基础回顾贺建奎事件将会发现：如果基因编辑在技术上是安全的，那么就缺乏批评并以法律方式制裁贺建奎的正当理由，因为他的目的必然是治疗性的，避免HIV病毒对婴儿的侵害。

如果改进和风险都是可计算的，那么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将成为必然的选择。并且，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幅度越大，那么反省的激烈程度就会越高。[9] 显然，在技术安全的前提之下，基因改进的效果是多层次的。将处于正常状态的人的能力提升到更佳的程度，这就是改进。

相应地，在自然的条件下，努力才能够将结果变作成就，而在努力背后发挥作用的，正是选择这件关乎道德自主的事情。但由于治疗这种改进几乎不存在道德争议，所以文中的改进将采取不包括治疗在内的较窄含义。当然，一种会导致改进效果的科技也可能同时带来相关的风险，而这构成了它是否能够被实践的主要反对意见。因此，前者是否也需要反对市场化，需要一个额外的论证，这涉及父母选择是否拥有后代的权利。

其二，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方式。对支持者而言，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既允许治疗、又允许改进的态度。

然而，这个主张显然不是单独成立的，它需要依赖后面的道德论辩，所以只在此略微提及。如果不具备升级的可能性，那么遗弃的现象将无法避免。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使可以采取后果主义，就会如卡姆所说的那样，人类改进在结果上的好处明显更大，那么相关争论已经到此结束了。四、人类改进的限度？ 到此为止，人类改进的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基本上获得完整呈现：它在性质上是义务教育式的，一方面，它是由理论上最关心孩子福祉的父母所发动的。但是，一方面，并没有必须采取后果主义理解方式的理由。[20]此外，还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反驳理由。或许，正是正常状态标准的动态性，给了人们支持人类改进的假象：[45]如果在未来还是将目前人类所拥有的一般能力视为常规情形而固定下来，那么相较于这个标准的任何改进，就都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19] 相比较而言，未表示同意的反对意见分量更容易被驳回。

五、结论 这篇文章用来反驳对人类改进的支持。于是，任何支持替换做法的主张者，其实在一开始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支持者。

因为它实际上承诺了两个其实相互矛盾的前提：A.治疗和改进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然而，这个做法实际上再次认同了治疗和改进的区别，并且这仍然属于达到正常状态的治疗，所以还是缺乏支持以基因编辑方式做人类改进的道德理由。

如果将给定条件大体一致这件事情称为自然的(natural)，那么给定条件上的完全不同，就会是不自然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肯定的部分。后者则可能体现在智力水平上，例如记忆力更好、认知能力更强。

[29]Allen Buchanan, Beyond Humanity?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4-15. [30]然而，又不能为了避免这些坏处，重新回到父母主导的改进，否则又会遭遇社会正义的困境以及定制的道德恶害。与此同时，导致不平等则是一种社会正义方面的批评。显然，如果将任由个人选择作为改进的基本方式(这也被叫作人类改进的市场方式)，那么刚才这些关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恶害，在事实上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必须注意，基因编辑这个用语是技术性的或者科技性的，它无法全面展现基因编辑技术在道德或者伦理领域的意义，所以跟规范评价的问题并不会产生关联。

也就是说，这种由政府进行并垄断的通用性改进，并不是由政府发起的，而是由理论上最关心孩子未来的父母发起的。然而，必然会有人质疑这种名词转换的等值性，因为基因编辑至少在表面上是个价值中立的称呼，而基因改进的褒义非常明显，所以二者之间不能替换。

也就是说，那些人之所以获得改进，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般能力上不处于同一个层次，所以人类改进只是将那些一般能力上的自然弱势者，改进到跟正常状态的人同样的水平。第二，在组织形式上，旧的优生学表现为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式运动。

反过来讲，人类改进的支持者，不但支持这种改进，而且也支持超过正常状态的改进。他们的批评通常围绕如下例子展开：人类平均身高的数字，对于荷兰人而言，则是需要治疗的不正常状态，对于平均身高较矮族群，就成了改进的目标。

虽然孩子未来生活的自我选择权容易被驳回，但是他所拥有的自我决定权就必须获得重视，这可能带来道德责任与社会正义的两个批评。[12]所以此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核心任务就是：能否在概念上区分治疗与改进？能否找到支持超出正常状态之改进的道德理由？其中，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关键性的，治疗与改进在概念上的区别必然要依赖于规范性的标准，而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是个道德论证。描述性含义指的是，正常状态的标准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语词，它是对人类的生存与生殖之类生物功能的典型贡献，所以参照点来自对足够多人口的平均计算。[46]在理论上，反驳一种主张的最好做法，应当是将这种主张最佳的样子呈现出来，然后再予以否定。

[23]显然，资源争夺式的批评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无法回答这样的反对意见：将有限的资源用来治疗并不致命的疾病，这是否构成了对于致命疾病的医疗资源的争夺，以至于违反社会正义的要求？如果是，那么就应当放弃对那些不致命的疾病的治疗，这样的看法显然违反直觉。[44]虽然在概念层面，他们依然会主张治疗和改进的区别是程度上的或者他们之间无法完全相互排斥，但是他们还是得接受这之间的确还是存在区别的，尽管这个区别并不清楚。

这篇文章将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基因编辑本身是否存在道德风险的议题，而将其中涉及的技术风险的部分排除在外，因为它无法面对技术成熟所带来的反向挑战。二、治疗与改进的区别 关于人类改进的讨论，一开始都要处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直觉：无论是人类改进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会认同以基因编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之做法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它会导致人类形象的单一化，虽然这是一种最有助于实现未来生活计划的单一化，但是它还是会构成对(价值)多元的侵害，如果多元本身是一种价值的话。然而，这个同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同意，因为这是唯一的合理选项，父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于是强迫的因素将以另外一种样子重新回来。